我的事业之路
http://www.likuchan.com 2008-04-09 16:53:25 来源:李苦禅官方网站 编辑:YOYO
  (注:作者李燕,写于2000年11月30日)

  摘要提示 虽然后来父亲“告御状”成功,毛主席派秘书来家看望,并初步解决了父亲的工作,饭桌上也比先前好了一些。但我心中,那“没出息”,碎蟹壳却一直激励着自己——绝不当个没出息的人,以至,日后任何横来的挫折、污辱、暗算、嫉恨甚至打击排挤,都成了教我有出息的动力——“道者反之动也”。长大了才日渐明白这个人生的道理,遂书之“铭耻奋志”以为座右之铭。

  天下本应无有无能之人,而多有无能之事;因无能之事多者,常为人看作无能之人,而有机缘能成事者,世人必称之有能之人。

  天生人皆偏才,偏才得以施展之机遇,又能有自知偏才之明者,扬长而补短,或显长而避短,则世人谓之人才,显之久,则称为天才。

  故而人生之机缘——机遇实在难以忽视之。

  我生而晚,未能古临贞观之治,我生而早,未能躲开“文革”浩劫。人,生于安逸,养尊处优,固为肉体生命之幸运;生于忧患,忽休忽咎,恰是艺术生命之幸运;历阴阳变易而生生不息,方可臻于太极佳境,正是古今通例吧!

  我生而幸——1943年11月12日出生于人文荟萃之古都燕京,故而父亲李苦禅与母亲李慧文为我起名为李燕,因“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父亲又为我命字为壮北。,

  我生而危,是时正闹日寇之乱,我未及满月,父母即抱我奔赴济南,所乘火车爆挤而死伤者众,我一路无声,父母以为去矣!不意下车后我气息尚存,唯脚伤而已。当是老天佑我也!

  我幼而始“画地图” ——尿床单也。蹒跚而行后改“画壁画” ——涂白墙也。两岁母亲教识字,故五岁入学一年级,课本“人一个人,手一双手”之类已无师自通。至于画画,见物则画,课本前后,作业周边,花鸟怪异充斥无加,唯同学啧啧有赞而师长尽瞪目而斥矣!回家中,父亲毛笔作画于案,我石笔仿制于地,唯画是好,最烦算数,尤爱听大人聊些天南海北古今中外,最厌听照本诵念正经宣教。

  及懂事识语,父亲对我说:“人一辈子要干点正事,好好学本事才能干正事。你瞅,有泥瓦匠、木匠、铁匠,咱家干的是教书匠,教学生画画的。要当好这教书匠,就得多读书,勤画画,诚心诚意地教学生。”

  小时候曾住在北京东城根大雅宝胡同甲二号的中央美院宿舍。同院都是大画家,从前院到后院住的是:我们家、董希文、王朝闻(不久搬走住进了张仃)、李瑞年、黄永玉、彦涵、滑田友、袁迈、李可染。常光顾的还有父亲的老师,我称为齐爷爷的白石翁,父亲学武花脸的老师,我称为尚爷爷的尚和玉先生等等名流。我在画家孩子们玩耍的行列里算是个高个子,但吃穿玩用之类大不如人家的孩子,那时我发现父亲变得爱发脾气,尤其酒醉之后变成了另一个人,时任校医的母亲下班回来,常为之落泪。我好象也在孩子们中间矮了一截,一怕遭白眼,二怕羡慕人家的吃用,就常到不远的城豁子口外头,跟“野孩子” ——农民的孩子玩耍,他们跟我很和得来,一块儿够酸枣儿、游窑坑、逮蛐蛐、捞小鱼儿、捉刺猬……看看护城河里的青蛙,河边的野菜,毛驴车水,青菜畦子,城墙上头的大青蚂蚱,老城楼子……不但不用花钱,还真有大院儿里没有的乐趣儿,更增加了画材,我回来就把它们画在院墙,又蹬窗台爬梯子画上了房沿儿……终因淘气出了圈儿,一个女人当着众人面怒斥我道:“这个院子里最没出息的就是李燕,你等着看吧!”六七岁的我,虽然当时脸红得发烧,可是并不懂什么叫“自尊心受伤”,只觉得,父亲叫人排挤得失去了“教书匠”的工作穷得过日子都难了(姐姐说的)。父亲好像低人一等,我这个当儿子的也就低人一等,但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为什么?一天我见院中垃圾箱里有些菱形的红壳壳,形色很美,我拾回来洗干净,在屋里地下拚成了种种形状,比七巧板还好玩哩!但忽然有一支大脚从身后踏来,把红壳壳捻个粉碎,原来是喝醉的父亲怒气冲冲地回来了,他瞪着我呵道:“没出息!咱们家吃不起的东西你还拣回家来,给我滚!”我吓哭了,姐姐忙过来抱住我不平地说:“弟弟没见过螃蟹,拾回来玩玩又有什么?”因为穷,不知对虾海蟹之类为何物的我,这回是第一次知道这些螃蟹壳是人家吃完蟹肉丢弃的东西。

  虽然后来父亲“告御状”成功,毛主席派秘书来家看望,并初步解决了父亲的工作,饭桌上也比先前好了一些。但我心中,那“没出息”,碎蟹壳却一直激励着自己——绝不当个没出息的人,以至,日后任何横来的挫折、污辱、暗算、嫉恨甚至打击排挤,都成了教我有出息的动力——“道者反之动也”。长大了才日渐明白这个人生的道理,遂书之“铭耻奋志”以为座右之铭。

  小时候父亲带我串门儿,曾到西城跨车胡同15号的齐白石爷爷家里,他画画不避人,我有幸看到老人家作画,我说:“爸爸你跟齐爷爷画的都是粗笔大画呀!”白石老人乐了,说了一番话,但口音很重我不懂,父亲说:“齐爷爷对你讲了,这叫大写意!”噢!“大——写…”是那个“意”还是“义”?还是后来才知道的。父亲说过,他是白石老人的第一位学生,但是白石老人从来也不收他的学费。有一回父亲带我去给白石老人拜年,我给齐翁鞠了一大躬,就像上一年级时给国父孙中山画像行礼那样,说声“齐爷爷新年好!”齐爷爷乐着送给我一个小红包,父亲说:“齐爷爷给你压岁钱了,还不快道谢!”我又照样鞠了一大躬:“谢谢齐爷爷”!临走,齐爷爷还送我一幅《世世太平图》:一支黑身红嘴的和平鸽展羽而翔,下面是两个柿子和两个苹果,(后来才知道,是谐音“世”与“平”而命题的。)我仍照样鞠了一大躬:“谢谢齐爷爷!”回家看着齐爷爷送我的珍品,又启包一看,竟是两万元(1952年的旧币,两万元合现在两元,但当时 可买三斤多对虾或20个烧饼哩!)这是平生第一次发大财。母亲说:“别瞎胡花呀!这是齐爷爷给你买文具的呀!”时过14年后,压岁钱早花了,《世世太平图》则被“文革”查抄而去,1977年它突然又被好心人找到而且还给了我,真是齐爷爷跟我的缘份割不断呀!

  上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全家搬到了离中央美院很近的煤渣胡同9号宿舍,这是一座小四合院,住着名画家张光宇,(与我家一墙之隔,因墙不隔音,故每逢他家来客,则谈笑尽入耳中,颇感热闹。)还有油画家戴泽、(夫人陈碧茵是工美设计家)漫画家韦其美、雕塑家王炳照(夫人樊曼琳是一位很漂亮的声乐教师)、陶瓷专家郑乃衡(善谈老北京掌故)、美术史论家常任侠(博学善谈)。此后下课便到美院去玩,去看,看U字楼走廊里各系的作品展览,看大学生们上课(唯人体课不许孩子看,却能看人体素描和雕塑陈列),到雕塑系泥池里弄些泥捏些小动物,还画些“印象派” ——把走廊各种作品的印象画在自己的画里。有一次从门缝偷偷张望大礼堂里开大会,得寸而进尺,蹭进去了,竟无人阻拦,便在后排坐听,大人们知道我是谁的儿子,反倒朝我乐。忽然礼堂前东门开了,跚跚进来一位仪态慈祥的长者,似乎面熟随行者二三位,“徐院长来了!”不知谁先说的,大家一并起立鼓掌,长者向大家微笑招手,示意大家坐下,他则在前排就坐。回家后父亲才说“这位是徐悲鸿院长。”“为什么大家都起立?”“徐院长是我的西画开蒙老师,在美术界最有威望呀!”我这是第一次知道“威望”二字,就是“人们都非常尊敬他”的意思。至今,那刻的印象仍不时浮现脑海——啊!我今生有幸“正式地”见过他,了不起的徐悲鸿院长—— 一代大宗师!

  我常常胡画,父母并不着意指教。直到13岁,父母才叫我进美院附中办的业余培训班,每逢星期日就去学素描和色彩。1958年“大跃进”(以前只收一班的)美院附中,破格招两班新生,丁井文校长一见我就抱起我说:“来吧!考附中,我培养你!”于是从北京二中初中毕业的我,成了中央美院附中的新生,从此我正式步入了美术征途。

  美院附中,是半军事化的封闭管理,平时学生一概住校,只有星期六晚上可以回家,星期日晚上返校,纪律极严。除学习高中各项课程外,当然还要学习一切正规的美术课程和下乡实习。不管什么人,只要有三门功课不及格就劝其退学。然而这三年严格的基本功训练却令我受益终生。

  附中学风甚盛,互相比着谁画速写最多,多得敢于上秤来称!更比着多看书多览画册,连看电影回来都比着画记忆画。校旁的隆福寺大庙,是课间和休息常到的地方,庙前是市场,从百货文具书笈到古董旧货一应俱全,市后头是大雄宝殿,殿内正中抬头望去,有一件玲珑无比的木雕大藻井,形制规格为世界唯一者,堪称国宝!大殿四周古柏古槐隔天蔽日,虽长夏炎热,此处仍是爽意习习,风铃叮叮,故而檐下高高的石台石阶,早就被五百年来的乘凉百姓磨得镜面一般光洁。它是属于老北京平民百姓的。在这儿能听到好些有趣的京城旧话,还是我画速写的好去处。后来,这庙却被什么人物下令拆光,盖了个不伦不类的百货大楼,面目全非。拆庙30年后,似乎老天报应—— 一场大火把大楼烧个净!如今在原地又盖了个百货大楼,却在楼顶上“恢复”了“隆福寺” ——缩小比例的假古董一座!全无当年人文风貌,真是可叹可笑又可悲!

  在附中,我的国画成绩往往不如有的同学好,有人笑我“李苦禅之子怎么回事了?”我自愧无入地之门。回家问父亲“为什么不早些教我画大写意?让人家笑话我!”父亲说:“大写意是高度的艺术,不适合少年上手,体会不了,越画越空。不必着急,先打基本功,文化成绩上去了,功底厚了,再画大写意也不迟。别怕人家笑话,也别跟人家计较,自己用功就成了。”于是我就狠练速写,练就父亲要求的“下笔要稳准狠”,再就多读书,牢记父亲说的“胸无点墨甭想画好画。”

  我18岁成年之际,中央美院中国画系首开花鸟科,我即考入此系此科,步入大学殿堂。入学伊始颇不习惯:再不必住校了(想住校也可以住),自由时间忽然多了,可是同学们自由竞争的学习风气更浓了,真有些孔夫子所说的“学如不及犹恐失之”的气氛,凡爱用功又成绩好的同学,都让我羡慕,特别是高班的学长;龚继先练笔墨不厌其烦,王继超瞠目凝神颇爱思考,范罾背诗文极多且熟,出口成章并有文章发表……父亲也极爱他们,屡嘱我要多向他们学习。在此系时任教授的父亲最反对旧时代的门户之见,主张多方师承。当时的中国画系也实在是一段特定历史的产物,近世名家多在此院此系执教。例如吴作人与萧淑芳夫妇、郭味蕖、叶浅予、蒋兆和、陆鸿年、刘凌仓、田世光、李斛、宗其香、李可染、陶一清、梁树年等,更延请校外名家刘继卣、关松房、屈贞、刘冰庵、王雪涛、黄胄、钱瘦铁、俞致贞等或兼课执教或开办讲座,演示技巧。更因国、油、版、雕、史论各系汇于一校,自然相得益彰。院址又在市中心王府井东邻,南有长安街,西有故宫博物院东华门,实在是徐院长选就的最佳人文环境——人气、文气盎然沛然。

  入学头一年课程,人物山水花鸟并不分科,基本功素描速写尤重。动物速写早已驾轻就熟优于附中以外入学者,人体速写是初练,第一次面对全裸体的女模特时,还真不好意思,只敢转到侧面去画,是红着脸上完第一课哩!好在我很快就适应了——人体美的要则正渐现于笔端。

  教我文化共同课的老师,印象最深的是五十开外的文怀沙先生,凡他上课,大教室里座无虚席,外系外校赶来听者立席盈室,文老师一不座下二不看讲稿,手眼身声步一并而上,活灵活现了“之乎者也”的真谛。他的课不必记笔记也能铭刻在心里,至今犹能大段复述之。30年后我又见到了文老,他依然声音朗朗,目光炯炯,文思敏捷,语多机锋,寓壮于谐,大俗大雅,唯颏下多了“吊搭”白鬚,目光中更添了几许慈祥与讥讽。我见文老的头一句感谢就是:“您的文学课是有数的那些课,但您为我植下的中华优秀语言的基因,让我终生受益不尽!”他,分明知道这是绝然不同于恭维的肺腑之言,他无言地默认了。当我如实复述他当年的授课内容之时,他显然欣慰地笑了,那是一个真正教书匠的特有笑容——在学生身上看到自己成果后的一种近乎老奶奶似的笑容。另外一位叫我终生难忘的文化课老师就是校外的“非在编”老师包于轨先生,在老北京包家弟兄们以文风名于同辈。父亲带我去他家拜门学习书法,然而他却不仅教给了我书法,更教给我书法后面的国学思想,从治学方法到语言都让我步入了一个幸运的境域!他是一位年近六旬而神貌已近七旬的老文人,面庞清瘦,口边颏下胡鬚疏秀,颇有些仙风道骨,双目藏神,而一旦有意看你,则仿佛能立时看透你的心意。然而他没有脱过十年浩劫,竞以“腐蚀青年人思想”的罪名被拉去劳改。拨乱反正后名誉虽复而遗骨无回。我未能报恩于万一真乃我终生一大遗恨!唉!区区李某之能又岂有包老师十分之一呢?命运之神不公道矣!

  父亲常说,古来父子书画家中,往往子因父得名而其实不符——是由于未能超出家学所至,因此不但要“家学加科班”,还要多方求师学习才可能融会诸家之长以发扬家学。古今凡子因父得名的往往称“大小”如宋代的“大小米”(米芾、米友仁),唐代的“大小李将军”(李思训、李昭道)或称父不称子,如“马远父子”(马远、马麟),而对父子俱有独到成就者,往往并称,如“三曹”(曹操、曹植、曹丕),“二王”(王羲之、王献之)。因此父亲在校外不但引见包于轨先生教我,还带我向孙墨佛老先生和尚爱松先生学习《唐?孙过庭书谱》,孙老曾在孙中山身边工作,是位山东老文人,张口便是近代历史,爽快直率,气贯丹田。尚老则是文质彬彬,侃侃谈及魏晋南北朝历史如同拉家常一般,谈到昔时王谢竞如描述老友一样。每到得意处,眉宇间熠熠有光,两颧微红,通室之内,除了书架书箱外,充满了他的话语激情!如此追述下去,对每位提到和未提到的当年老师,我都可以放笔成书的,唯篇所限,只得带住。

  没有他们——中华文明承前续后的载体,哪有我的一星半点成绩!如今他们已寥如晨星……中华文化历史的重任延落在我辈的弱户之上!

  父亲说:“中国画史上,画匠的画功力高,文人的画文化高。要有画匠的功力加文人的文化修养画就高了。”又说:“徐悲鸿老师当年教我走中西绘画合璧之路,是为了打破因循守旧——只知临摹不知写生的那一套陈腐画风。教我要有全面的文化素养,不仅要了解中国古来的诸种文明成果,还要了解国外的诸种文明成果。通过你现在的认识融合,方能让中国画创新。”在这种思想氛围中我养成了一个好学好问刨根问底儿的习惯,觉得什么是“老生长谈”就一目十行地自谑一句皇帝那句批奏摺的套子话“知道了,钦此”。觉得什么是善知识的就认真地去琢磨验证。听着什么是老挨批挨禁的知识,就犯上了“参玄探奥,正本清源”非要看个究竟的癖好。久而久之,除了国事机密和人家隐私我一无所知亦无所评外,似乎世间大多数话题都能插上嘴,搭上话,人称我“杂家”或“学者型画家”,实乃是为我指明了一个前进的方向。比皆后话而已。

  1966年毕业那年,赶上了史无前例的人间浩劫“文化大革命”,野蛮暴戾之横行甚于返祖归兽,文明人性之泯灭竟如恶梦成真!我由于为打成“反动学术权威”的平写“十万言翻案书”(实则三万言,罪名却成十矣!)23岁便被关进了“牛棚”监牢,曾与吴作人、李可染、刘开渠、许幸之、艾中信、陈沛、金维诺等美术界名人士同牢被难,朝夕相处,相濡以沫,侃谈互慰而无忘无疑。其间受益良深,所听所得胜于同学辈“上正课”多多矣!而后又是三年在宣化农场的“无期劳动改造”。(去时一直不告知期限,也不许请假回家,)此时最富裕的是时间,最切肤的感受是自身的一切言行动止皆由无理的权力在绝对支配,而唯独无形无象的思想是属于自己的。原先所学所问所读的书大多只存在脑袋里的桌架子上,鲁迅先生教导的“要读生活这部活书”开始响彻心际,他讲的“借自己的升沉看周围人的嘴脸,格外清晰”也正朗朗于耳边。罗丹讲的“静观丑恶也量一种美”又何其醒神!司马迁写的“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著春秋,屈子放逐乃赋离骚……”正是身边与自身的现实!死的书开始活了起来,先人历史文化艺术的一切一切,从来没有这么富裕的时间去思考,从来没有这么严酷的机会去验证。我的艺术生涯正被逼上一段最险峻而又唯一能通向柳暗花明的征途!

  艺术的深刻丰沛来自对生活认识的敏锐深入,而这种认识之程度缘自思想能力之深度,思想能力之提高缘自现实的沧桑风雨对心灵的冲击,从而迫使心灵以更全方位的角度透视现实和印证历史,而后显诸文学、寄诸语言、形诸书画、演诸戏曲,其文野高下便自有公论。禅门哲学有“随缘行”之教诲,无论善缘恶缘随于行系于身,若触动心而忍性地视为人生洗礼与磨练的必经命运与当然天任,那么做人历世尚可裕如,更何况区区作画一事呢?身历十年浩劫,于此方知一二而已!

  1971年冬可敬的周恩来总理为了保护艺术家和他们的艺术,特请一些著名书画家为国家宾使馆作画, 父亲从一个美院看传达室的 “老头儿”——正挨审查的“反动学术权威”“对抗文化大革命的反革命”忽然拿起了干涸七载的笔砚,恢复了人的地位,但只有在台基厂国宾馆——周总理的保护伞下才能沐浴久违的人气与温暖,而院墙之外仍是险恶环生的严冬。1972年我有幸从宣化的“红色监狱”借调到北京,协助父亲为国家义务作画,直若从地狱到了天堂!在那里著名书画家们经历了一段历史上空前绝后的艺术生活,在那里大家平等,毫无地位职务之差别。完全尽义务,也没有宣传媒体的排列名次与名誉头衔之别,所以作画无名无利可求,唯一动机,即为国家作奉献。大家从作画有罪的罪人忽而变成了名正言顺作画的画家,见了文房四宝真是如鱼得水,更发之于对周总理的感念之情,全都使出了通身解数,拿出了最佳成绩,故于不长时期内创作出了空前多的杰作。周总理派人妥善安排了这些艺术家们的膳食、医疗保护和临时休息住所,大家精神亦由之舒缓,无形中延长了艺术寿命。众书画家朝夕共处,无忌无忧友好相待,诸家艺术之充分交流相互影响,亦前所未见。在共同的公敌民贼“四人帮”高压下大家的向心团结程度亦于画史罕例。我有幸侧身其间两年左右,实在是又上了一个特殊的美术大学!

  1973年,通过主持公道的侯恺同志,以正义的“走后门儿”调进了他领导的北京荣宝斋编辑科,终于让年迈的父亲身边有了一个儿子照料生活与创作。而两个妹妹尚在“上山下乡”的误人潮流中远远发在云南和内蒙……。在荣宝斋六载工作,更是上了一个大学。在琉璃厂荣宝斋——中国书画的中心,我是它的历史上第一个分配去的中央美院的大学毕业生。老师傅们的经验知识和那里无形的人文气息又使人得到了特殊的深造,同时还为荣宝斋的推陈出新提供了不少超前的建议,那时名不见经传的一些新作者被我写进了荣宝斋的组稿名单并上报文化部,一些中西结合,国画版画结合等等创新尝试的“非驴非马”之作被我誉为“骡子”,其作者被我著文上了海外刊物,原作挂上了“阶前盈尺之地可扬眉吐气”的荣宝斋大厅和展览。他们大多在不久以后成为名家甚至名声显赫的画家!尽管他们出名之后或另有“新闻热点话题”,但终归验证了我初入社会工作的一段超前思路是得到实践肯定的,是值得欣慰的。在当时的荣宝斋,如同鸟瞰书画界,极便于观察各路行踪,从各种成败途径中间找到自己艺术征途的较佳坐标位置和正确趣向。这对于我自身艺术的正常发展实在是意义深远。

  1976年秋月“金风未动蝉先觉,暗断无常鬼不知”——“四人帮”倒台了,中国从地狱中得救了!父亲说:“乱极而治的今天,咱们也该回归自己的本分之位啦!你还是干咱家的教书匠行当吧!读书人,画画的加上教书匠最合适。不读好书不成文人,就别画文人画——大写意,所以要多读勤画——现在不算罪过了!另外,学生们年轻,头脑新,你总和他们在一起可以头脑清新不落伍,他们总出新题催你不断上进不断充实学问,古书《尚书》上讲‘教学相长’就有这个意思。”于是1979年暑期一过,我就在张停院长和阿老副院长的热忱支持下调进了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时年36岁,走出了对一生都有重大意义的战略性的一大步。

  当教员不坐班,课外大量时间自由支配:协助父亲工作的同时是最好的家学——老人正处在一生中最后一段辉煌的艺术生命之中。母亲主要负责他老人家的保健与生活,我则分工于日常业务和社交工作。特别是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日融融之气氛中,父亲赶上了一生中最舒畅的日子。我的艺术道路已经与父辈走到了一起,共享治世太平的祥和!

  “弘扬国萃,勾沉补缺”程思远老先生为我的题词张挂于画室,这正是我沉痛地告别了慈父之后唯一的志向。先辈留下的重任正呼唤着我这颗敬祖爱国的赤子之心,用我“不惑之年”之后的时光去做我辈应当做的事,它,当然仍然不止于画画,它是国学事业的一个个应有的部分。

  我的两次个人画展分别在深圳和北京举办了,由之而拍成的首部介绍本人艺术的电视专题片《砚田耕耘人》,在深圳台和中央台播放了。

  我的作品陪着父亲的遗作在东京隆重展出,我陪着父亲遗作以国家级的规模在加拿大温哥华展出,我应邀到香港地区、印度、印尼,马来西亚开办讲座,弘扬国学(包括写意画)。我的著作《苦禅宗师艺缘录》、《李燕画集》、《李燕动物速写》、《画里画外》等出版面世。我的杂文也成了一些晚报读者的留意文字。

  我应邀在中央电视台撰稿并主持了不少弘扬中华文明的节目(当然包括绘画),通过卫星播往全球。同时自筹资金与夫人孙燕华撰稿策划并由我主持的文化艺术节目多部,无尝奉献给多家电视台,播向五湖四海。这些电视片是“自有电视以来首部从学术高度全面介绍流行于京津地区的弹唱曲艺”(曲艺界评语)的十一集曲艺片《胡同古韵》与两集《聊聊胡同古韵》、首部介绍画家的大型纪实文献片十集《爱国艺术家李苦禅大师》、另有短片《首都古建卫士》、《漫画家华君武》、《版画家彦涵》和发掘五十年末上舞台的明代徐文长戏曲《四声猿??狂鼓史?渔阳三弄》电视片等。

  我创作的历史上第一部图文并茂的《易经画传》由赵朴初先生题写书名,在海峡两岸各有出版,又荣选为标准版本翻译成英、法、德、西班牙文本由外文出版社印行于世。经文通由本人研究整理后译为白话文,并加以450幅配图与三篇论文,深获《周易》爱好者与行家的喜爱与鼓励。

  我与夫人联合社会力量,组织了航天科学家与首都书画艺术家联欢笔会,集资百万元做为给科学家的奖金。并且当场创作了大幅《大鹏图》(由欧阳中石先生题此)由在场一百多位科学家、书画家、社会知名人士签名画上。搭载了我国第一艘试验载人宇宙飞船《神州号》飞上太空,遨游地球14周后返回祖国。《大鹏图》成为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件环游太空又安然回收的绘画作品,严格的公证程序于证明书重重地记下了丹青史上的这一笔,令我激动无加!

  执教21年以来我的独特方式的国学演讲受到群众的认可与欢迎,除了北京各大学邀我开办大型讲座《传统文化艺术与今天漫谈》以外,外省市大学中学也多邀赴讲,我创造的“无中休,无讲稿,站立演讲”连续四至六小时而听众盈席的讲学风格,得到了年青学生们的热情支持。我继承先父言出行随、与学生融洽无间的教学风格,尽量多讲对学生有用的知识,尽量当众演示明确的笔头技巧,诚心诚意忠于教书匠的事业。无论是大讲座还是课堂教学,我都在教学语言上下了一番功夫,从群众语言,戏曲与曲艺语言中汲取最有现实生命力的营养,终于把最古老的经书和“之乎者也”的先贤论述变成了青年人倍感亲切的身边之言和贴心之语。在克服“十年文革浩劫”形成的文化断层,拉近年轻人和祖先的距离方面自感作了独创性的实验,而且这种实验正日益得到广大群众的认可。

  近一个多月,我陪伴《李苦禅艺术大展》到了深圳,应邀在广州美院、肇庆大学和海湾中学举办了逾千听众的超大型国学讲座,“从人数规模到听众热烈反应的程度都打破了以往讲座的纪录”——该院校领导与听众如是评说。又应邀在关山月美术馆、深圳大学图书馆和职业高等学院举办了中型讲座,宣讲中国写意艺术,弘扬敬祖爱国的传统精神。一个月之内六次讲座共有听众五千多人,先父在天有灵,当为我而高兴的。

  做一个效忠祖国的“读书人,画画的加上教书匠”就是我的人生价值所在。这三项对于一位当代的文人画家而言是不可分割与或缺的,这条路父辈没有走完,我还在走——永远向前走!

  按:以上文字系根据李燕的谈话整理而成,他本人认为“由于太忙,所言仅及欲言的十分之一而已,好在来日方长,日后再表更有的可谈吧!”

  

  2000年11月30日 

  附:

  作者简介:

  李燕,字壮北,现任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副教授,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政协委员,李苦禅纪念馆副馆长,中国周易学会副会长,齐白石研究会副会长,九三学社社中央文教委员会委员,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理事,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